学生大都有请病假的经历。有些老师会要求学生无论什么原因都必须按时完成作业、参加考试；有些老师则允许学生说明情况后延期完成。前一种做法规则清楚，也不容易被装病者利用，却可能让真正遭遇困难的学生承担过高代价；后一种做法能更好地兼顾学生的生命健康和学业发展，总体效率更高，却给了投机者钻空子的机会。
关于规则究竟应该是宽松还是严格，类似的选择并不只存在于学校。法律要不要对某类行为设定清晰的红线，公司要不要用越来越细的考勤、报销和请假制度来约束员工，背后都是同一个问题：一个没履行义务的人可能是因为真实困难，也可能是不愿承担成本，在无法准确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保留例外还是坚持一套不问情由的规则？2026年7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试图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回答这个问题，发现规则到底应不应该容情，其实取决于群体中彼此的信任程度以及合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为了更好地模拟社会中的合作，这项研究在计算机中建立了一个简化的虚拟社会。研究者设定不同类型的虚拟人，让他们在规则约束下反复互动，观察哪些行为模式能够长期维持。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系统地改变现实中很难直接操纵的条件，例如人们有多看重未来、一个借口有多容易被相信，以及一次错付的信任会付出多大代价。
面带微笑的交通协管员帮助学生按秩序安全乘坐校车。视觉中国|图
虚拟社会中有两类角色，正好模拟了现实社会合作中，人们可能扮演的角色。第一类是“表现者”，他们可以选择是否付出一定代价为集体作贡献，以此形成自己的社会声誉。第二类是“选择者”，他们会根据表现者的过往行为和声誉，决定是否信任他。所以，要想在这个虚拟社会中生存，选择者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弄清楚“如果我现在选择信任对方，对方将来会不会回报我的信任”。
但与现实世界类似的是，仅仅通过观察对方当前的行为来弄清楚其是否值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稳定、可预测的良好行为模式，固然令人信赖，然而，现实难以观察的点正在于那些不时出现的特殊情况。
在第一阶段的模拟中，如果一个表现者确实遭遇疾病、家庭急事或其他困难，此时继续为集体利益作贡献的成本可能高到不再值得。而对于身处第二阶段的选择者来说，他通常只能看见一个人有没有为集体作贡献，却看不见对方为什么这样做，这就为一些自私的搭便车者提供了隐藏自私本质骗取信任的空间。
就这样，选择者必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选对了，懂得合作的对方也会以互惠的方式回报这份信任，把自己得到的一部分好处回馈给选择者，达到双赢；如果错误地交付了自己的信任，那么自私的对方会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不给信任他的选择者任何报偿。
随后，研究人员考察了能够稳定维持合作的社会环境条件，证实关键变量在于一个社会中人们对合作的耐心程度，以及这个社会中投机取巧能够成功的概率。
严防投机漏洞
对合作的耐心程度，指的是人们对未来奖赏的重视程度，这可以称作内因。比较有耐心的人，会愿意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未来的合作机会承担眼前成本；比较缺乏耐心的人，则更可能为了眼前短期的小利益而欺骗或搭便车。
相比之下，一个社会中自私的投机取巧者能够成功伪装的概率是一种外因，即搭便车者能否轻易把自私行为伪装成真实的困难。虚假的借口越不容易蒙混过关，旁观者就越能够分辨一个人是真的遭遇了困难，还是只想逃避责任。比如，在学生请病假的问题上，如果学校制定了极为严苛的请假条例，那么想通过装病捞到好处的学生就不那么容易成功；反过来，如果学校的请假条例较为宽松，学生不需要提供医疗证明就能请假，那么装病成功的可能性就更高。
研究人员系统性地改变这些因素，让表现者和选择者在不同规范的虚拟社会中不断地互动。最终，那些内因与外因搭配恰当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合作良好，经过长期演化仍能平稳运行；而那些内外因搭配不佳的社会，在经历几次互动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便瓦解了。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便可以考察宽松和严苛的规则在何种社会环境中更容易胜出。
宽严各有利弊
模拟结果显示，随着社会中人的耐心程度以及自私投机者成功伪装的概率变化，一共出现四种社会情形，而在其中三种社会里，合作是可以维持的，但需施以不同的规章制度。
在人们大都着眼长远利益、相对更有耐心的社会中，人们普遍很爱惜自己的声誉，看重将来持续的合作机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有少部分人私心过重，能靠投机取巧轻易成功，整个社会的合作仍能维持，且只适用宽松的规则。
而当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只看重短期利益，不惜为了获取眼前的小利而损害自己的声誉，那么这时，只有施行严格的规则，社会合作才能维持，且越是自私投机者容易成功伪装的地方，越是要尽可能施行严格的规则。不过，当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目光短浅，不谈未来，普遍奉行自私自利原则，不考虑个人声誉和未来合作机会的话，此时，即便施行严格的规章制度，这个社会也会崩溃，合作荡然无存。
当然，在只适用宽松规则和只适用严格规则之间，一些社会环境里，两类规则的运行效果差不多，存在一个两者均可的中间地带。这些模式表明，当人们更有耐心、真实困境也比较容易与虚假借口区分时，灵活的规范能保留更多有效合作；相反，当人们更看重眼前利益、借口又难以核实时，刚性规范更有可能成为唯一可靠的选择。
这些模式正体现了对效率和稳健性的权衡。宽松规则的优点，是能够根据处境区别对待，真正有难处的人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失去所有机会。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只要自私投机者能够把自己伪装成面对困境的人，规则就会不断被试探、被打破，最后变得形同虚设。这个时候，刚性规则虽然牺牲了一部分效率，却把判断标准变得清晰而易于操作，让社会可以稳健运行，让合作的收益不再取决于能否猜中一个自私投机者伪装背后的真面目。
这些发现其实还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象，即人们通常更愿意为他人看得见的困难提供便利，而对压力、疲劳、心理困扰、对方家人需求等难以核实的处境更犹豫。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不真实，而是因为信息不透明会提高被利用的风险。类似地，我们往往更愿意给熟人宽限，却要求陌生人提供更明确的证明。
熟人社会的信任
说到底，这背后存在着一个信任的问题。而这些抽象的模型结果，在中国文学和历史叙事中都能找到具体的影子。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走出步行可至的范围，打交道的也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戚和街坊四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容易从熟悉中产生信任。
鲁迅的小说对这种生活状态有具体而微的描写。比如《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顾客和掌柜经常见面，个人的消费习惯和偿付记录也容易被记住。小说写道，孔乙己“间或没有现钱”时，可以先把酒钱记在粉板上；由于他过去通常能够在一个月内还清，掌柜暂时允许这种欠账。这种赊账并不是无条件的慷慨，而是建立在可观察的个人信誉和重复交往之上：只要一个人过往的表现能够证明他大体可靠，商家就没有必要因为一次暂时的困难，立刻把他排除在交易之外。
不过，鲁迅也提醒我们，熟人社会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孔乙己后来被打断双腿，仍然欠着酒店老板的钱；他再次来到酒店时，掌柜首先想到的仍是旧账。可见，基于信誉的宽松规则可以降低日常交易的成本，却未必能够产生真正的关怀。一旦个人失去偿还能力，原本允许例外的关系也可能迅速变得冷漠。换句话说，熟人社会的优势在于人们掌握更多信息，也更容易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它的局限则在于，这种信任往往是有条件的。
客观看待“乱世用重典”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让我们看到熟悉关系如何支持灵活宽松的规则，那么秦末的故事则展示了另一种情形。秦朝面对的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的社会，特别是在那些新近才被秦吞并的六国故地，权力不能依靠每个人之间的私人信誉来组织合作，只能更多地依靠统一的命令、明确的期限和可执行的惩罚。
我们耳熟能详的《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率领九百名戍卒前往渔阳（今北京地区），途中遇到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无法按期到达目的地。司马迁用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概括当时的处境：“失期，法皆斩。”在这个故事中，个人是否确实遭遇了不可抗力，并不改变规则的适用结果；只要没有按时到达，所有人都被归入同一类。这正体现了严苛规范的优势：它不需要官员逐一判断每个人的真实动机，也不给搭便车者留下太多申辩和伪装的空间。
但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同样说明，严苛的规章制度并不必然带来长久稳定。对管理者而言，凡是逾期未到就要受到同样的严酷惩罚，的确能够提高命令的可执行性；但对服役者而言，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严苛规范，让他们不得不为天气因素而付出生命，最终得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判断。严苛的规范堵住了例外和借口，却也可能使真正遭遇困难的人看不到合法的退路，最终把个体的不满转化为集体的绝望。
这两个例子共同印证了最新研究模型的核心结果。小规模、长期互动、个人信誉容易观察的社群可以容许更宽松、灵活的规范，因为真实困境和投机行为相对容易区分；而面对陌生人众多、流动性高、信息难以核实的大型社会，统一而严格的规章制度则更容易执行，也更能抵御机会主义。
不过，严苛规范如果完全不给真实难处留下可申诉和纠错的空间，还可能在勉强维持短期秩序的同时，牺牲掉合法性和长期合作的机会。所谓“治乱世需用重典”，背后的逻辑是减少信息不透明带来的漏洞，让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仍然可以进行。
而最新研究通过模型更系统地表明，当信任脆弱、借口又容易伪装时，严苛的、清晰的规则更可能保护合作；但当人们有长期关系、信息充分、真实困难可以被核实时，保留例外反而更有效率，也更有人情味。
于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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